kaiyun中国登录入口登录 那个报道抗日战争的记者，已经失踪84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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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

1937年7月10日，硝烟依然缭绕。

炮火中，25岁的记者方大增背着相机，穿过清晨的北平城，来到卢沟桥。

起初，日军怀疑方达是中国军方的间谍，并将其截获。但见他神情平静，审讯一个小时后，他们平安无事地放了他。

根据国际惯例，记者和医务人员在战争期间受到保护，除非发生友军交火。

于是，方大增成为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记者。

▲战地记者方大增（1912-？）。来源：互联网

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方大增只身奔赴前线，用相机拍摄抗日战场，并以笔名“小方”在国内报纸发表多篇通讯，记录中国军人的战斗精神谁勇敢地抵抗敌人。

他写道：“我看到大批伤员成群结队慢慢地走着，经过军事哨所时，哨兵庄严地举枪敬礼。记者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尤其是在朦胧的夜色里。这张照片是更大一百倍。”

小方冒着生命危险到处乱跑，几乎哪里有打架的地方，他就在那里。随着日军不断增兵，华北战场逐渐紧张。

1937年9月30日方大增在《大公报》发表《平汉线北段变迁》后，便再无他的消息。

方大增的好友、抗战时期的另一位著名记者范长江非常遗憾地回忆道：

平汉战争局势恶化，保定失守，我们就没有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该把钱送到哪里。我问他的亲戚，他们回信说，当小方到达保定时，保定就陷落了。他被迫退守保定东南理县，并在那里送信。以后就不会再有内容了...

方大增“失手”了。

▲方大增文章《我们为自卫而战》。来源：互联网

与此同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刚刚结束对陕甘宁边区的访问，亲眼目睹了抗日战争在北平（今北京）全面爆发。

在国内外记者会上，斯诺对日军利用卢沟桥事件发动战争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演？为什么要借口缺兵而用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军回营，反而要求中国守军撤出宛平？”

日军占领北平并封锁全城后，斯诺将崇文门的住所变成了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的避难所。随后，斯诺转战上海，继续揭露日军的暴行。

在时代影响下，中国各国记者都卷入了这场悲惨的战争。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以大义书写，甚至亲临抗日战场，用生命书写了这个民族的苦难和不屈意志。

▲“七七事变”期间，卢沟桥上的守军。来源：互联网

1937年8月，日军不断扩大战争规模，挑起“八一十三”事变，并入侵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

淞沪会战前，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然而中国军队却在上海进行了反击，并与他们浴血奋战了三个月。以30万伤亡为代价，表明“即使阵亡一兵，一枪也决不能结束抗战”。

避难到上海租界的埃德加·斯诺是这场惨烈战斗的见证者。

他看到许多勇敢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坚守着最后一个人；听说驻守宝山（姚子青营）的一个营官兵全部阵亡。湖南有四个营。 ，没有一个人在机枪下退缩，直到被装备精良的入侵者消灭掉。

此后，随着中国军队在各地顽强作战，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写道：

在西欧、北欧国家迅速溃败之后，被欧洲人轻蔑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的攻击下最多只能支撑六个月的中国，仍然挺身迎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来源：互联网

此时，前线仍有不少中国战地记者，其中包括为《申报》工作的摄影师王晓婷。

1937年8月28日，日军派轰炸机飞越上海南站。

当时，上海江西会馆正在送大批难民回乡。车站内聚集了大量平民。但日军飞机继续猛扑并进行狂轰滥炸，造成200多名平民当场死亡。

爆炸发生后，王晓婷立即驱车前往上海南站。他看到“铁轨上、站台上到处都是人死伤，断肢到处都是”。一个孩子坐着哭，一个男人路过。王晓婷从跑道上把他抱起来，悲伤地将镜头转向他们。

▲《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王小亭1937年8月拍摄。来源：网络

王晓婷后来回忆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忘记了看到的东西。我停下来装胶卷，看到脚上的鞋子都被血浸湿了。”

他拍摄的照片就是著名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孩子》。

两周后，这张照片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广泛关注，激起了外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日军野蛮行径的愤怒。

面对国际舆论压力，日本谎称飞行员以为驻地站满了兵力，是“误炸”，并暗中悬赏10万元抓捕王小亭。淞沪会战后，王晓婷被迫逃往香港。

多年后，王晓婷的儿子回忆起父亲。他在上海时，“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他每天都拍下地上看到的死去的、垂死的人，心里很难过。有一天，父亲回到家。” ，心情不好，因为他去拍摄四行仓库八百勇士的血战，看到士兵们一一倒下。”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市市长向市民发出一封信，悲痛地宣布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战场上的士兵。来源：互联网

随着日寇一步步逼近，中国战地记者不断写作。他们不顾个人安危，顶着炮火奔赴战场，与中国军人站在一起。

《大公报》记者孟秋江，淞沪会战后，马不停蹄奔赴平型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场，记录抗战第一手资料。

他的同事陆毅也走遍了中国各大战场，采访了许多抗日爱国将领。

1938年4月，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愤怒的日军调集25万大军围攻徐州。

奋战在第一线的陆毅收到了报纸的撤稿通知。他和另一名同事很快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无意中遇到了张自忠所部的第59军第38师。

▲战地记者陆毅（1911-1997）。来源：互联网

陆毅等人都惊呆了。他们赶紧拿出记者证件，向该师骑兵连班长表示愿意随军出征。

没想到这个班长简单粗暴，恶狠狠地对记者说：“我识字不多，不明白记者为什么就不是记者了，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日本的话，很简单，在我的班级填上你的名字就可以了。”就是这样。

陆毅和同事们领了枪，跟随军队与日军作战。冲出日军包围圈后，师长黄伟刚发现军中有两名战地记者，就带他们去见军长张自忠。

张自忠向记者表示诚挚慰问：“接待不善，冤枉了你们！”

陆毅笑道，不，能在您麾下当兵是我们的荣幸。

彼时，武汉“保卫大武汉”之战即将打响。陆毅告别张自忠，前往湖北再次踏上征程。

后来，陆毅也曾到滇缅边境采访，但他再也没有见过张自忠。

1940年，张自忠将军在襄阳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张自忠在枣邑之战中阵亡。来源：互联网

日本人非常害怕这些揭露真相的记者。

许多主持正义的报纸被他们毁掉，一些诚实的记者被暗杀，甚至流落街头。

《新闻》记者顾志忠多次到各个战区采访考察，并在孤岛上的上海租界写文章，介绍中国军民在抗战中的事迹，揭露中国军民的罪行。日本侵略者残害无辜人民。

1940年8月，日伪特务在顾志忠前往报社途中袭击他，并在人群中向他开了数枪。

顾志忠毫无防备，被枪声惊呆了。幸运的是，子弹只擦伤了他的脖子。

无奈之下，顾志忠跌跌撞撞躲进医院，随后在亲友的帮助下逃离上海，暂时躲避风头。

不久之后，顾志忠再次出现在重庆街头。死里逃生后，他继续发表文章宣传抗日。

▲顾志忠（左）与新四军代理军长项英在云岭。来源：互联网

战地记者和中国军人一样，不怕死。他们坚持报道真相，在战火下笔直书写。

正如著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所说：“我就像一名士兵，但重要的区别是，我没有枪。”

事实上，他们维护正义和良心的笔就是他们的“枪”。

起初，西方人对二战时期的中国抱有一种神秘感。

他们不知道远东战场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些战斗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中国的反日声音在国际舆论中也显得微弱。

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欺骗国际社会。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然而，在日军控制的报纸上，他们却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一篇报道无耻地写道，他们受到了南京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受到中国抗日军队的压迫，病人无药可救，饥饿的人民得不到哪怕一毫米的帮助，人民的苦难”。百姓们再也忍无可忍了，幸好皇军已经进城，撒下无限甘露。

就连随军的日本记者也无法忍受这种无耻行为。

《朝日新闻》记者森山义雄进入南京后，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深感悲痛。回国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描述南京惨案，指责日军的罪行。该报无奈，只好将他调往德国，以避免出风头。

▲当时的报纸报道南京大屠杀。来源：互联网

就在这个时候，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外国记者来到了中国。

他们遵循公平正义的专业原则，冲破层层封锁，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面临的困难，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

1938年，英国记者汀布莱克的《局外人目睹的日本暴行》向社会公开，率先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田伯烈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外界详细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记者。

此前，作为《曼彻斯特先驱报》驻华记者，汀布莱克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报道了南京大屠杀：

外国人目睹街道上散落着平民尸体。在南京市中心区，几乎每两条街道之间就有一具尸体。 13日下午和晚上日军进城时，大部分人被枪杀或刺死。凡是出于恐惧和兴奋而逃跑的人，以及黄昏后被日军巡逻队抓获的人，都可能被当场枪杀。这种暴行实在是无可辩解。在平民区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英国记者汀布莱克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报道《局外人目睹的日本暴行》。来源：互联网

1938年，在南昌，英国女记者弗雷达·艾特莉遭遇日军空袭。

“我的第一次兴奋几乎让我闭上眼睛，把脸埋在地里，”她回忆道。

爆炸发生后，阿特利看到了这座城市。 “到处都是尸体，有伤残的人，还有半死不活的人。” “一个女人，脚边睡着死去的丈夫，胸前抱着一个脸肿的孩子kaiyun官方网站下载官网，旁边还有一个快两岁的婴儿在大声哭泣。”类似的场景比比皆是。

作为当天南昌唯一的外国记者，她立即将这些事实电报并发回英国。

▲日军轰炸后不幸遇难的南昌市民。来源：互联网

同年，以代表作《共和国士兵之死》闻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也来到中国。

他的未婚妻格尔达·塔罗得知7月7日事件爆发后，萌生了前往中国采访的想法，但未能成行，不幸死于西班牙内战。

卡帕没有从摔倒中恢复过来。这位新闻界赫赫有名的猛人，完成了未婚妻的遗愿，作为纪录片《四千万人》的摄影师，来华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旅行。

▲罗伯特·卡帕镜头下的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来源：互联网

在中国期间，卡帕拍摄了武汉空战、抗日救亡宣传、台儿庄战役以及战争苦难中人民的生活，并发表在《生活》杂志上。

他撰写的新闻报道和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成为世界各国了解抗战的窗口。

卡帕一生有很多经典名言，其中有一句名言：“战地摄影师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失去工作”。

▲1954年，罗伯特·卡帕去越南，不慎进入雷区拍照，被炸死。他年仅41岁。来源：互联网

著名作家海明威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曾访问过中国。

1941年，海明威来到第七战区华南前线，随中国军队走过粤北山路。他“摧毁了日军在韶关的一些设施，天亮前安全离开”。

这位文坛硬汉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战地记者。

▲1941年，海明威（左三）来到中国第七战区韶关附近。来源：互联网

从北京、天津，到上海、南京、武汉，再到重庆。

整个抗战时期，都有战地记者勇敢前行、孜孜不倦。

据《纽约时报》前副主编索尔兹伯里介绍，抗战期间，“每天有十多名美国一流记者报道中国战况”。

他们的报道大多歌颂中国军人与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英雄气概，也将镜头聚焦在战争时期的普通百姓身上。

▲1938年，记者博沙德正在拍摄一名八路军女战士。来源：互联网

1939年，美国人西奥多·哈罗德·怀特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

他的导师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然而，由于当时缺乏西方汉学研究机构，“中国专家”白修德也像许多文科生一样挣扎，毕业后失业。

在老师的建议下，白修德转行成为了一名记者。抗战时期来到中国，成为国民政府外宣办公室职员。他还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友谊。

▲1943年，白秀德（右）与唐恩波合影。来源：互联网

白修德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在新闻报道中写道：

在村民来不及逃离的村庄里，日本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捕妇女并强奸她们。他们策马在庄稼地里来回驰骋，肆意践踏，驱赶躲在绿色帐篷里的妇女。这名男性村民被脱光衣服，放在车上，被日军像一头负重的牲口一样赶着。

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山头，陷入泥沼的马匹和骡子都被打死。腐烂的牲畜尸体随处可见，马的骨头在阳光的照射下也逐渐变白。被胁迫当牛的中国农民Kaiyu体育官网app注册入口，被愤怒的日本兵用残酷的手段驱赶，直至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发疯……

1942年，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河南发生饥荒。

全省100多个县，田地颗粒无收，百姓饿死，有的地方还出现吃人事件。

28岁的白秀德听说了重庆的灾情，但当局的救灾措施并不讨好，有些人甚至觉得为国家挣钱都困难。

他决定亲自前往河南前线采访遭受饥荒的人们，并通过新闻报道，为他们寻求各方帮助。

1943年初，白修德经陕西到达河南。一下火车，他就看到逃离饥荒的难民如潮水般涌来，周围充斥着婴儿的哭声和妇女的抽泣声。

白秀德骑行穿过灾区。当他到达郑州时，他看到的是一座巨大的城市，看上去就像一座“死城”，没有人。

▲白修德镜头下的1942年大饥荒。来源：互联网

除了遭到日军的侵扰和破坏外，当地的饥荒也迫使难民逃离城市。一路上，他们只能靠吃树皮、野草、“观音土”来充饥，甚至还卖掉了自己的儿女。

白秀德跟随难民，拍摄他们的生活。

在这场席卷中原的史无前例的饥荒中，这个外国人成为了各种惨状的记录者。

有一次，日本飞机飞过上空，无视难民，对他们进行了轰炸。炸弹在他周围爆炸，但白修德并不害怕。他迅速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了日军屠杀平民的情景。

▲电影《1942》中的白修德。来源：影视剧照

回到重庆后，白秀德冲破重重阻碍，向纽约《时代》杂志寄出了有关河南灾情的通讯，为素未谋面的河南灾民发声。

他认为，在这次饥荒中，即使按照最粗略的估计，也有二三百万人逃亡，二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国际舆论顿时哗然，这些报道也让国民政府感到震惊。后来，白秀德得知，那些靠灾难赚钱的人，很多都被处决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白秀德结束在华工作回到美国。

他一生关注中国的发展。直到1972年随尼克松访华，他才回到了他深爱的东方国家。

▲美国记者白秀德（1915-1986）。来源：互联网

抗战时期，一名战地记者跟随中国军队来到前线，采访了一位年轻的战士。

记者问孩子，抗战胜利后你想做什么？

年轻士兵答道：“那时我已经死了。”

他接着说，在这场战争中，所有的士兵很可能都会死去。

抗战战火中，许多正义的战地记者牺牲在前线。

曾经拍摄过潘家峪惨案证据的记者雷野，多年来一直在各地奔走。 1941年，他在平山县曹家庄报道时，被日寇包围。他身中数枪，壮烈牺牲。

1941年11月，德国记者汉斯·西伯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采访时遭遇大批日军。他不顾个人安危，拿起枪，与中国军人一起进退。最终因寡不敌众，中弹身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放下了笔，成为了一个拿起枪保卫中华民族的外国人。

▲德国记者汉斯·西伯（1897-1941）。来源：互联网

抗战时期，新华社记者深入前线。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共有110多名新华社人员死亡。 1942年5月，华北分院遭到日军突袭。主编何云等50名记者未能突围，在激战中不幸身亡。

同年，复旦大学毕业的女记者黄俊珏在河北歙县庄子岭被日军包围。她宁愿死也不愿向侵略者妥协。她来到悬崖边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30年的职业生涯。青春岁月。

▲新华社记者黄俊珏（1912-1942）。来源：互联网

“谁知道我在旁庭不吃苦呢？就算死了，我也会闻到英雄的尸骨香。”

或许，在战地记者心中，正义和真相远比生命重要。

如今，中国记者方大增已经失踪84年。

自从1937年9月方大增发表最后一份报告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目前学术界最普遍的猜测是，方大增在前线采访时随河北保定陷落而战死沙场。

方大增家境殷实，原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也能保护自己。方大增不愿意妥协。他拿起相机，奔赴战场，勇敢揭露侵略者的丑恶嘴脸，记录历史的真相。

▲方大增最后的战地报告。来源：互联网

年复一年过去了，方大增的家人仍然相信他还活着。

方大增失踪后，母亲不肯搬离家乡，在老房子里苦苦等待了32年，直至去世。

周围的人问方大增的妈妈，你怎么还不搬家呢？

她说，我要等我的儿子，因为我跟他约定过，他以后会回到我身边。

▲方达在绥远前线时发给母亲的照片。来源：互联网

硝烟散去后，那些奔跑在战场上的坚毅身影，很多都再也没有回来。

余华在《消失的意义》中说：

方大曾的作品就像是1930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当一切都消失的时候，方大增的作品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消失，这就是一个人的面貌和身材，正在代代相传。

我想写这篇文章，向一个时代的良心致敬。

参考：

【英文】田伯烈：《局外人目睹的日本军事暴行》，新华出版社，1986年

宋士奇、严景正主编：《记者报道的抗战》，人民日报出版社kaiyun登录入口，1995年

【美】亚历克斯·凯尔：《卡帕传》，海南出版社，2003年

赵学波：《战地记者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张伟：《光荣与梦想：一代记者历史的终结》，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美】白秀德：《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中信出版社，2017年

冯雪松：《方大增：迷失与寻回》，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

张克明、刘景秀：《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中华民国档案馆》1988.3

李春发：《海明威的中国抗战》，人民网，2015.10.10

王凯：《抗战时期的记者顾志忠》，《海南日报》2018.09.03

冯杰：《战地记者陆毅作品中的抗战》，《联合报》2018.11.08